关于开展生前预嘱前期调研并适时推动我市相关地方立法的建议

背  景

几年的新冠疫情，唤醒了人们对死亡的思考。人生百岁，终有一死。一个人在完全没有抢救价值的情况下，是平静、自然、有尊严地走向生命尽头，还是忍受过度治疗，在极度痛苦的折腾中死去，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严肃课题。

去年7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明确，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尊重患者生前预嘱，按照患者的意思表示采取或不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由此，深圳成为我国大陆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将死亡这一常常被避讳的话题，推向了立法前台。

为了让我市人民群众深入这一生命的重大课题，逐步实现“我的生命我做主”的人生理念，结合我市敢为人先的创新要求，就开展生前预嘱提出以下建议。

一、生前预嘱的概念及意义

“生前预嘱”是人们事先，也就是在意识清楚的时候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措施的指示文件，它来源于社会对于尊严死的探讨。生前预嘱保护了面临死亡但无表达能力的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对患者的人道主义关怀，是遵从自然规律的和谐主张，更符合现代医学伦理。生前预嘱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帮助人们摆脱任人摆布、毫无尊严的临死前困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中都赋予了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

二、当前生前预嘱面临的现状及困境

生前预嘱体现的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目前，在患者不可逆转接近死亡又不能表达自己意思时都不享有知情权，权利交给了亲属或医生。即使有些人在清醒时有表达的意思，也难以实现。由此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是死亡质量的极度低下。连续两年《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民死亡质量（特指临终质量）排名，中国都排名第71名。发达国家有70%-80%的老人享受到了安宁疗护，而我们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享受率都不到1%。对于实际已处于生命终末期，死亡不可避免的人，却被机器设备维持着“苟延残喘”，处于极低的生存状态，患者及家属都承受巨大的痛苦，而又无能为力。

其次是死亡成本的极其高昂。由于多数人没有接受过生命教育，又受一些“愚孝”观念影响，对于完全无望治愈的终末期病人进行了过度治疗，大量终末期病人在ICU中度过，让其毫无尊严的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不说，也浪费了大量费用，有的甚至短时转贫，落了个人去财空。同时也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使本可以救治的危重症患者因为没有转入ICU而失去了生命。

三、对我市生前预嘱前期调研及实时推动立法的建议

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市目前65岁人口占比高于全国。高龄患者增多，势必会带来一系列医疗问题。因此加强教育引导，政策引领，让人们认识医学的极限性，从而正确面对生死，积极生活，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  加强生前预嘱的相关宣教

不讳疾忌医，不回避死亡话题，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识。要逐渐开展一些临终关怀科普宣传活动，在医院、学校、社区、老年公寓等场所推广有关“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等概念的宣传，使人们摆脱“谈死色变”的现象，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多开展生命教育，利用学校、社会组织、媒体等场所途径，向青少年、广大民众进行系统性的生命教育，使人了解生命，快乐生活。

(二)  尽快开展生前预嘱的前期调研

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医学会等牵头，联合法律界人士和对生命研究有兴趣的人士，在社会各阶层群众中开展病人自主权利方面的调查调研，通过广泛调查、讨论参与，让人民群众逐渐了解接受“生前预嘱”“安宁疗护”“尊严死亡”等较为新颖的死亡哲学与医学伦理观。以理念先导，以文化引导，培植共识，积累市民对前瞻性立法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三)  实时推动生前预嘱相关立法

在宣传调研一段时间后，通过网络问卷等方式对普通市民进行调查，了解市民对生前预嘱等相关前沿问题的接受程度，评估立法契机的成熟度。经前期宣教、调研及评估，若时机成熟，则将包含生前预嘱内容的医疗法规正式纳入地方立法规划，开展与立法相配套的工作制度调研，从立嘱程序、认定程序、纠纷处置程序等方面，从严从细地制定具体工作办法。

死亡不是医疗的失败，不去协助病人安详离去，才是真正的医疗失败。深圳给我们开了先河，说明地方立法是可行的。我市作为全国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山东仅三个城市），我们有责任在生命前沿理念上先行先试。如果我市能在近几年推动相关立法，哪怕只是立法前期调研，因议题新颖、观念前瞻，也必引起社会热议和广泛关注，足以为城市知名度加分。这是追求生命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城市文明的巨大光环，更是“敢为人先的创新新聊城”的一项具体体现。